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转型改革背景下的教育投资收益与风险评估研究

转型改革背景下的教育投资收益与风险评估研究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作者：陈纯槿

华东师范大学陈纯槿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转型改革背景下的教育投资收益与风险评估研究”(课题批准号：CFA140139)。课题组主要成员：郅庭瑾、顾小清、胡咏梅、范洁琼、董辉、梁文艳、尚伟伟、孙慧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课题着眼于考察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控制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重点考察和分析不同户籍身份的流动人口在教育收益率方面的差异性；二是基于扩展的明瑟收入方程，分析导致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存在结构性差异的重要根源，在控制了流动人口的性别、出生组群、职业类别、单位性质、外出流动范围、外出流动时长及其所在经济圈等观测变量的情况下，探查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出现结构性差异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以区域市场化水平为划分标准，针对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进行综合比较；三是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选取五个分位点对不同条件分布下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进行分位数估计，考察不同分位点上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的分布轨迹；其次，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方法，用于对影响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进行量化分解；最后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用于检验受教育水平提高对降低流动人口发生贫困风险的影响作用，从中探寻提高流动人口教育投资收益率以及规避教育投资风险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教育决策部门制定重点促进流动人口教育发展、提高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的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工具变量法、扩展的明瑟收入方程、分位数回归模型、夏普里值分解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一是工具变量法。以往关于教育投资收益的研究大多忽视了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而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将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出现估计偏误。为了降低遗漏变量偏误，有必要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有效控制，而工具变量法

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方法。二是扩展的明瑟收入方程。本研究在经典明瑟收入方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扩展，即在控制了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情况下，加入了流动人口的性别、出生组群、职业类别、单位性质、外出流动范围、外出流动时长及其所在经济圈等观测变量。三是分位数回归模型。本研究构建了分位数回归模型，选取了10%、25%、50%、75%以及90%五个分位点，考察不同分位点上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的分布轨迹，以更加全面、详细地刻画不同条件分布下的教育投资收益率。四是夏普里值分解法。本研究在夏普里值分析框架内，依照流动人口的性别、出生组群、职业类别、单位性质、外出流动范围、外出流动时长及其所在经济圈等各观测变量对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贡献比例进行相对重要性排列。五是Logistic回归模型。本研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教育对流动人口规避贫困风险的发生比率，以检验受教育水平提高能否起到有效降低流动人口发生贫困风险的影响作用。

二、结论与对策

（一）主要结论

1.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我国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均值为8.0%。研究表明，由于遗漏变量造成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教育收益率出现明显的向下偏倚。在运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月净收入预期显著增加8个百分点，凸显了教育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增长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较高经济社会地位极具现实意义。

2.非农/居民户口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显著更高。持有非农/居民户口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为5.97%，比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1.99个百分点。非农/居民户口的流动人口从事薪资水平较高行业的比例较高，教育投资在持有非农/居民户口的流动人口中得到更高的经济回报；而对于持有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来说，要获得高薪资的岗位殊为不易。

3.区域市场化指数越高，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流动人口所在区域市场化指数处于最高四分位的教育收益率最高，达到5.13%，而流动人口所在区域市场化指数处于最低四分位的教育收益率明显偏低，仅为3.25%。区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对流动人口释放出更高的教育投资收益。正因为如此，一些流动人口在经历“逃离北上广”的挣扎和徘徊之后，转而做出“重返北上广”的返城决策，正是因为这些城市拥有相比原户籍地更高的教育投资收益率。

4.女性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明显低于男性，男性流动人口获得更高的教育溢价。在控制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达到4.08%，比男性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低0.52个百分点，且两者间差异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究其原因，女性流动人口与男性所从事的职业和行业有明显差异。

5. 1970—1979年出生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高于其他出生组群，而就职于三资企业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处于较高水平。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1970—1979年出生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达到5.34%，1980—1989年出生组群次之，为4.71%，199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较低，仅为2.94%。究其原因，1970—1979

年出生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在38～47岁之间，处于职业发展黄金时期，其工作经验较为丰富，工资收入相对高于其他组群。从单位性质看，就职于三资企业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最高，达到6.08%，位居其后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为4.92%；教育收益率最低的是个体工商户，仅为3.77%。就职于私营企业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平均而言低于国有或集体企业

就职的流动人口。

6.京津冀经济圈内部的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显著更高。对比各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内部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最高，达到5.44%；珠三角经济圈次之，为4.92%；长三角经济圈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为3.98%，三大经济圈之外的其他地区明显较低，仅为3.15%。

7.长距离、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存在更高的教育溢价，而随着流动时长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长距离、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最高，达到4.81%；省内跨市次之，为3.46%；短距离、市内跨县的最低，仅为2.63%，足见长距离的跨省流动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从外出流动时长看，教育收益率最高的是10～14年流动时长的流动人口，达到5.13%；位居其后是5～9年、15年及以上流动时长的流动人口，为4.71%；5年以下较短流动时长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最低，为3.46%。

8.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分位点上呈现“U”型分布，受教育年限提高对处于收入底部和顶端的流动人口产生更强的溢价效应。研究发现，位于顶部90%分位点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最高，达到4.50%；位于底部10%和中上位置75%分位点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均为4.08%；而位于25%和50%中低、中间分位点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相对较低，仅为3.77%。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分位点上整体呈现“U”型分布，提高受教育年限对处于收入底部和顶端流动人口产生较大的教育溢价。

9.受教育水平差异是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夏普里值分解显示，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流动人口收入差距有30%以上来源于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差异。出生组群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圈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9.7%和13.9%，而在京津冀经济圈，因户口性质不同而造成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占13.0%，足见户籍因素对京津冀经圈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珠三角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

10.受教育水平提高对流动人口规避贫困风险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降低其陷入贫困风险的发生率。研究发现，拥有初中学历的流动人口陷入底部10%收入分位点的概率比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低37.5%；高中/中专学历的流动人口面临贫困风险的概率比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低57.5%；接受过大学专科教育的流动人口发生贫困风险的机会比率比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低62.0%；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流动人口面临贫困风险的发生机会比率最低，为0.169，比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面临贫困风险的概率低83.1%；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流动人口面临贫困风险的发生机会比率为0.215，比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面临贫困风险的概率低78.5%。

（二）政策建议

基于数据分析的主要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1.加强流动人口高层次的继续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流动人口文化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提高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注重流动人口接受高层次的继续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这是提高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缩小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高层次的继续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鲜明的应用性以及突出的经济性。流动人口接受继续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以后，能快速地掌握到实用的技术与实践能力，并直接有效地转化为应用技术型人力资本。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利于显著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从而有利于缩小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2.提高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质量，完善高中阶段及后续升学政策，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权利。研究发现，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明显低于拥有非农/居民户口的流动人口。对于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来说，要获得高薪资的就业岗位殊为不易。流动人口教育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累进的过程，因此要尽最大可能阻断代际贫困”，需要着重提高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质量，并逐步完善高中阶段及后续的升学政策，保障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权利。同时通过国家扩大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保障低收入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通过教育形成人力资本积累的全面提升，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依靠教育阻断和消除“代际贫困”，缩小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

3.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从强调规模和速度的外延式扩张，向注重投资效率和质量的内涵式扩张转型。研究发现，位于收入底部和顶端的流动人口群体拥有较高的教育收益率，这无疑将鼓励这两类群体继续对其子女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政府要注重增加“应用技术型”劳动力供给，不能单纯地依靠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粗放式增长，需要更加注重提高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率和质量，推进地方高校持续向“应用技术型”方向发展，着力培育流动人口子女成为“应用技术型”储备人才。基于以上考虑，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当注重从强调高等教育规模和速度的外延式扩张，向注重高等教育投资效率和质量的内涵式扩张转型。

4.透过市场机制推进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扩大与流动人口就业结构相匹配的教育投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以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居多，而从事各类职业的流动人口中，教育收益率居于前列的是农业生产人员、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与产业工人的教育收益率相对偏低。鉴于此，政府亟需通过市场机制，扩大与流动人口就业结构相匹配的教育投资，通过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为流动人口提供充分而多样化的就业空间，建立有利于流动人口就业与创业的体制机制；调整不同职业的流动人口的教育收益率，增加流动人口群体的收入来源，进而提高流动人口群体整体收入水平。

5.扩大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构建面向流动人口家庭的公共服务体系。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越低，其在流入城市面临“收入太低”和“买不起房子”的困难就越高；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其在原户籍地农村出现“老人赡养”困难的概率也越高。为此，吸引和留住劳动力的重点领域是扩大保障性住房的覆盖面，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租房保障体系，缓解流动人口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的困难，让流动人口居者有其屋，这是流动人口稳定就业的重要保障。在流动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老化和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逐渐增强的情况下，要重点解决流动人口面临原户籍地农村出现“老人赡养”困难，需要兼顾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配偶和老人等各类群体的需求，通盘考虑为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提供覆盖面更广的基本公共服务，尽快构建家庭化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这是城市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