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专著: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艺术通史》重大课题专著结稿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艺术通史》重大课题专著结稿

  《中华艺术通史》终于结稿、付梓了。课题从酝酿开始计算,八五规划时就已提出了。我院的李希凡当时还作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分工管申报课题的工作。《通史》的课题,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包括各种艺术门类史,特别是音乐史、戏曲史、美术史、舞蹈史、书法史,也有多种门类史或已出版,或作为国家重点课题正在进行中,综合的艺术史在当时的国内外艺术科研领域还是空白。

  1994—1995年间,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办公室曾经召开了三次全院老中青各学科专家学者座谈会,就《通史》编撰的意义及我院承担的可能性进行研讨,综合大家的意见,不少同志觉得困难不少,但多数同志认为,动员全院有志者积极参与,是可以在艺术门类史丰富积累的基础上,集体攻关,填补这项历史空白的。这时,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已将《中华艺术通史》列为九五规划国家重大课题。但是,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大项目,组织工作一定会遇到很多难题,苏国荣等同志建议,由李希凡同志出面作领头羊。编辑部的工作班子,可由科研办的部分同志参加组成,以便于他们从主持一项课题取得经验,掌握规律,推动全院的科研工作。这既是一次深入学习艺术传统的机会,也是一次近距离结交各研究所学者专家的实践。同时,我们采取了请君入瓮的办法,邀请了编委会中几位能干肯干的大将担任副总主编。

  1995年末,经过推荐、酝酿、聘请,《中华艺术通史》编撰委员会组成了。各分卷主编,除一两位副所长外,基本上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青年科研骨干,或刚刚离退下来的专家学者,只有《明代卷》(下编)是外聘故宫博物院单国强同志担任主编,后来又增聘解放军艺术学院李永林教授为《秦汉卷》主编和《五代两宋辽金夏卷》(下编)副主编,而廖奔和路应昆研究员中途分别调到中国文联和中国传媒大学。特别是路应昆研究员调到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任教后,却仍在苏国荣同志去世后,认真负责地完成了《明代卷》(上编)后期书稿的齐、清、定工作。

  1996年国庆前夕,李希凡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常汝吉同志最后签约,编委会和编辑部立即开展工作。在筹备工作初期奔走出力最多的是两位副总主编——顾森和苏国荣同志。因为课题虽已列入国家艺术科学九五规划,但当时的科研经费补贴有限。消息传出后,竟有几家大出版社主动和我们联系,对《通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在洽谈中,编委会更看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发行渠道和经济实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北师大出版社的前期投入,给了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通史》编撰的启动还将拖延一段时间。

  《中华艺术通史》的确是一项初次尝试整合的科研课题,参加《通史》编撰的各分卷主编,多数是各门类艺术史论,或者是艺术学和美学理论的专家与学者,虽然研究一个时代的门类艺术也是离不开这个时代的社会文艺思潮,以及各门类艺术相互影响与促进的,但一个时代艺术的整体发展,总还是有更复杂、更深层的规律与动因。我们自觉毕竟受知识和修养的局限,必须寻求学术界的大力支持。编委会不仅对各卷《导言》召开过专题讨论会,并送给各方面专家征求意见。即使一个时代每一门类的艺术章节,也不只请了一位专家审稿。所谓三级审稿,即分卷主编并邀请专家审稿;总编辑部并邀请专家审稿;总编辑部和分卷主编统稿。有些特殊章节,譬如宗教艺术、青铜器艺术、汉画像石砖、书法艺术、工艺美术、说唱艺术等,我们还惊动了几位高龄的前辈学者和专家,如任继愈先生、郭汉城先生、田自秉先生、李纯一先生,以及李学勤同志、冯其庸同志、薄松年同志、沈鹏同志等;我院美术研究所、戏曲研究所、舞蹈研究所也还有不少同志参加过我们的审稿,他们在百忙中为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有几位老先生还把分卷主编请去当面谈意见,十分认真。最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逐卷邀请了专家审稿,都使《通史》避免了不少错误和硬伤。这是在《通史》出版之际,我们要衷心感谢的。

  《中华艺术通史》已被列入九五艺术科学规划的重大项目,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还是为此课题专门发了文件,当时文化部分管科研的潘震宙副部长、教科司童明康司长都给予《通史》编撰以热情关注和支持,具体与同《通史》联系的陈迎宪同志更是给了我们很多帮助。《通史》虽是自筹经费,前期投入主要来源于北师大出版社,但编撰进入后期,经费还是出现桔据。尽管当时的艺术科研经费并不宽裕,教科司仍然给予我们及时的补贴。

  《通史》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著作,每卷图片150200幅,而且要有相当数量的艺术摄影,而几年前计划中预留的图片经费已与当前艺术市场的价格有天壤之别。迫于图片经费的危机,我只好写信给财政部的项怀诚部长和文化部的孙家正部长紧急求援,并通过院领导向文化部计财司汇报上报财政部,提出专项申请。由于各部门的领导都给予支持,难题才得到解决。

  《通史》的编撰,从1996820第一次编委会算起到200512月,已过去九个年头了。我们那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领导班子也于199611月换届。从曲润海同志到王文章同志的两届院领导,都把《通史》看成是全院的课题,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参加各卷撰稿的学者有三十余位,既有本院的研究员也有来自北京高校、各艺术院校以及外地的专家学者,八、九年来,在撰写过程中,为了适应全书体例,反复修改、反复查对注释原文,长期作战,竭尽全力,而有时我们资料费也未能及时到位,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众人拾柴火焰高。《通史》编委会毕竟是一个合作了九年的集体,虽然在编委会和多次解决问题的研讨会上也经常出现激烈的争论,但那是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大家服从真理,即使有一些人事安排上有过处理不当,主要责任也该是我这个总主编的失职,而全体编委的真诚、团结、互助、合作,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努力克服,照顾大局,从无怨言,这是《通史》编撰得以完成的关键。

  我们的编委会、各分卷主编、编辑部的同志们,也都是出于这种责任感而默默工作了九年。我们也深知,填补这样一部艺术史的空白,决不会在初步整合中就能结出丰美的果实。中华民族几千年创造流传下来的艺术遗产,既是中华文化璀灿的标志,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奇葩,深入地研究、阐释、继承、发扬她的宝贵传统,是没有穷尽之时的。因而,这部初步整合的《中华艺术通史》留下来的谬误、缺陷和遗憾,也一定会在未来艺术史论研究中得到批评、纠正和弥补,这是我们真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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