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让流动的花朵开的更加艳丽

――浅析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摘要】：随着人口大规模地流动，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关注的课题。本文通过结构和过程两个视角，对影响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家庭内部环境、学校教育、社区环境、同龄群体和大众传媒等外部环境及社会制度等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抓观念转变，推进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发展；因势利导言传身教，注重孩子的良好习惯的培养等措施较好地给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提供了借鉴对策。

【关键词】：民工子女  家庭教育  影响因素解决对策

    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内，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着人口流动大规模地进行，外来民工子女以家庭形式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越来越多。伴随着外来民工子女家庭化的大潮，外来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而在外来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中，家庭教育问题又无疑是一个最容易被忽视却又不能被忽视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在外来民工子女教育中无疑是最为关键和基础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人口流动中家庭取代个体成员而成为外来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发轫，还因为家庭是外来民工子女城市化的初始环境，提供了子女进入城市后的社会化基础条件。鉴于外来民工子女在家庭教育实践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为加强相应的理论指导，故此本文运用社会化理论，通过结构和过程两个视角，对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家庭内部因素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根据结构学上的原理，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夫妻间的关系因子女的存在而得到固定。“人类创制这家庭的基本结构，目的是在解决孩子的抚育问题，使每个孩子能靠着这个社会结构长大，成为可以在社会中生活的分子。”

［1］作为一个基本的“三角形”，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外来民工家庭不仅仅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对孩子来说还具有非常强的教育功能。对于子女来说，外来民工家庭仍然是其社会化最重要的初始环境，但这种初始环境又因流动而生产了主观和客观方面的种种变化。家庭环境的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变化对其家庭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家庭内部客观因素

根据社会有关理论，对家庭教育起重要影响的客观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父母文化素质，父母职业，父母职业群体，父母劳动时间等方面。

（1）家庭收入：与打工前相比，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收入的提高是明显的。但调查显示，与城市居民相比，许多外来民工子女的收入依然偏低，很多家庭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下。外来民工子女家庭的低水平的物质生活，很难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此相反，有一部分外来民工子女在事业上非常成功，成为雇主、包工头甚至中高层管理人员，家庭收入比较高。这类家庭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普遍存在物质投入有余而精神关怀不足的现象，许多家长在物质生活上尽是满足子女的要求，为子女提供优越的条件，却忽视对孩子的精神关怀，放松对子女必要的关心和教育。不仅如此，部分家长在“暴富”之后所显露的重玩乐享受的心态妨碍了孩子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少数夫妇在经过艰苦的创业阶段后却不能共富贵，经常争吵，第三者插足，最后家庭走向了解体。以上其实已不是关于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的简单讨论，而是从家庭收入对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的复杂影响的角度来探讨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总之，家庭收入是影响家庭教育的一个变量，无论家庭收入高低，对孩子的家庭教育都是一把双刃剑，合理地处理就可以对孩子起到更好的教育作用，稍有不慎就可能毁了孩子的一生。

（2）父母文化素质：家长素质，主要包括文化素质和教育素质两个方面。我国目前外来民工子女现在和将来都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相伴随，外来民工子女的构成大都是农村居民。从现有外来民工子女的文化程度看，他们中有约半数左右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少，具有大专以上高学历者只占极小比例。这一特点我们可以从在杭州天成教育集团办学（全国第一家专门招收外来民工子女的教育集团）九年来的调查中得到证实，数据参见表1。社会学和教育学的研究早已证明，父母文化水平的高低与家庭教育水平高度相关。一般来讲，文化水平高的父母往往在子女教育上更为科学、合理和有效。外来民工子女低层次的文化水平无疑会影响其家庭教育观念、能力和方法等。在笔者在进行调查时，多数父母因为自己的文化程度低无法辅导孩子的功课而苦恼不已，条件稍好的家庭多半想为孩子请个家教，有的家庭的孩子已经参加一些辅导班或培优班。在智力和品德孰重孰轻的问题上，诚如很多研究所言，部分家长存在重智轻德的倾向，只顾孩子的学习上下功夫，却忽视了对子女的品德和性格培养。当问及家庭教育方法是否科学等问题时，多数家长表示自己不知道方法是否科学，有的干脆说，我们都是按老规矩来，或者说，看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还有的说学校老师怎样教就怎样做。这种情况说明了外来民工子女在家庭教育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甚至将学校教育代替家庭教育的错误观念和做法。

表1〓父母教育程度统计表(%)

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  大学及以上  〖〗合计〖〗
父亲        〖〗5.4 〖〗21.6〖〗42.4〖〗28.8〖〗1.8  〖〗0    〖〗100.0〖〗
母亲        〖〗4.3 〖〗23.3〖〗55.2〖〗15.5〖〗0.9  〖〗0.9  〖〗100.0〖〗
注:1.本表数据来自马良孙宝瑞合著：《融合还是排斥――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2.表中数据是对杭州天成教育集团内6－16岁适龄子女的外来民工子女进行随机抽样后进行问卷调查所得，获取有效问卷225份。

（3）父母职业：外来民工子女家长不少为个体经营者、工人、郊区租地农民的。根据杭州天成教育集团每年对学生家长的职业统计发现年，在学生家长中，从事的职业大致可分为三类：最低层的商业和服务业工作，包括卖菜或水果的，摆小摊，三轮车夫，摊鸡蛋饼，收废品，帮鸡贩杀鸡等。父亲从事这部分职业的占被访总数的46.55％，母亲占32.76％；工人或雇工，包括工厂工人，给农民种菜的工人，建筑工人，手工编织者，清洁工。父亲占22.4％，母亲占27.59％；有较大自主性的职业，包括修汽车，开车，小型加工（煤球、防盗门等），安装电灯，小店主等。父亲占27.59％，母亲占10.34％。

［2］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从事最底层的商业服务业的人最多。根据杭州天成教育集团的适龄子女外来民工子女的调查也可以得出相同的数据（参见表2）。从表面上看，外来民工子女家长的职业类型是多样化的，他们在职业选择上是自由的，是其根据自身能力和特点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但实际上，由于职业排除政策的存在，外来民工子女家长的职业选择是极不自由的，带有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征。很多外来民工子女家长只能从事一些脏乱苦的低层次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为城市人所轻视。外来民工子女家长职业上的低层次特点对其家庭教育造成复杂的影响：低层次的职业收入偏低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因此其家庭教育物质条件都较差；多从事脏苦累活，且劳动时间过长，因此其花在家庭教育上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社会地位低，易受歧视，家庭教育权威下降，且子女易受心理伤害；职业不稳定，流动性较强，子女经常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出于职业上的需要，多要求子女作为帮手参加生产劳动，占用子女学习时间过多，甚至倾向于支持子女辍学。

表2〓父母职业状况统计表(%)

农业〖〗非技术体力工劳动〖〗技术体力劳动〖〗商业服务业〖〗一般办公室职员〖〗初级技术人员〖〗高级管理者或负责人〖〗保安或警察〖〗私营企业主〖〗其他〖〗合计

父亲〖〗10.1〖〗10.1〖〗13.8〖〗33.9〖〗0.9〖〗11.9〖〗0.9〖〗0.9〖〗4.6〖〗12.8〖〗100.00
母亲〖〗8.7 〖〗24.3〖〗17.4〖〗35.7〖〗0.9〖〗0.9 〖〗0.9〖〗0.9〖〗3.5〖〗6.9 〖〗100.00
注：资料来源同表1

（4）父母职业群体：部分外来民工家庭在经济发展急需劳动力时会吸纳外部人员进入家庭共同生活，如对外招收临时帮工学徒、雇工、聘请师傅等。这种临时性的家庭成员虽然与家庭正式成员有本质区别（没有血缘关系），但由于双方在业缘甚至于地缘上的高度同质性，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父母职业群体。父母职业群体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增加了孩子与成人沟通机会，为孩子了解外面世界提供了可能。许多雇工实际上给孩子充当了兄弟姐妹的角色，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对象和频率，有利于家庭教育的进行。在笔者的家访中就遇到过这样一家经营餐馆的家庭，夫妻从安徽来杭州已三年多，二年后将八岁的女儿从老家接来。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越做越大，就另外雇请了三个外地女孩作服务员，平时吃住和他们在一起，由于夫妻俩很会做人，他们相互之间关系非常亲密，俨然一家人。三个女孩年轻活泼，还有一定文化，在照顾、陪伴小孩和辅导功课方面替家长省了不少心，小孩也变得活泼多了。但也这种情况：父母职业群体的行为不检点、语言粗俗下流、精神生活空虚甚至违法犯罪，不利于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进行。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不能忽视外来民工子女父母职业群体对其子女家庭教育的影响。

（5）父母劳动时间：与普通市民的正规就业不同，外来民工子女多半是非正规就业，在劳动时间上具有极大弹性。对于多数外来民工子女来说，迫于生计压力，为追求更多收入，延长劳动时间是必然的生存选择。父母劳动时间的延长对子女家庭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一方面父母用于家庭教育的时间相应减少，另一方面父母在家庭教育上付出的精力更加有限。在笔者的家访中，有一对长年从事烧烤摊的夫妇，由于晚上生意比较好，经常要忙到深夜两点钟以后，晚上就没有办法陪儿子。有时儿子在家里寂寞不过，就跑到摊点上来玩，由于要招呼客人，也没有时间去理会儿子，反而要儿子帮手照顾做生意。而在白天，除了周末有时间与儿子多呆会儿之外，儿子都要上学。这样一来，基本上没有足够时间对儿子进行教育，不过用父亲的话来说：孩子还算争气，学习很好，人也本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父母劳动时间长短与时段安排对家庭教育有显著的影响。如果父母劳动时间过长，势必会放松子女的家庭教育，子女很可能因为长期无人管教而走上邪路。

第二，家庭内部主观因素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影响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家庭内部主观因素主要包括教育期望、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等三个方面。

（1）教育期望：一方面，在外来民工子女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有理想的一面，出于对自身的文化水平、职业状况、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不满意，多数家长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很高。有调查显示外来民工子女对子女教育期望值不断增加。据天成教育集团对外来民工子女的调查，发现外来民工子女中相当部分的人对孩子的期望过高。一是学历期望过高。希望孩子上了小学、初中满足了的只有2.9%；希望孩子高中或中专、技校毕业的有6%；有高达65.6%的人希望孩子能达到大学以上学历，其中希望孩子当硕士、博士的有14.8%；有21.2%的人明确表示“听其自然，能上哪个就上哪个”；另有5.2%的人说自己“在这方面没有想法”。

但是光有这样的“预测”是无法求证外出打工是否造成了农村人口教育期望的变化，为此笔者查阅了中国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批问卷调查的数据资料(见表3)，发现城镇有在学学龄儿童的家长和农村有在学学龄儿童的家长对子女的学历期望在分布结构上大致相似，较少的人希望子女只读到高中以下，绝大部分家长希望子女读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家长在子女学历期望持“能上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的态度。但仔细分析，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对子女的学历期望还是有所区别：希望子女读中学的城镇家长比例明显少于农村家长，但希望子女读大学甚至研究生或出国留学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家长，在希望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又低于农村家长。结合两次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外来民工对子女的学历期望介于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之间，也即流动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口对子女的学历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来民工对子女的学历期望过于理想化了。二是职业期望过于理想化。外来民工对子女未来的职业期望则不仅仅是脱离农村，在城市里找一份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岗位了，而是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根据调查，在外来民工子女中，希望孩子将来当军人、警察的排在第一位，占26.1%；其次是机关干部24.9%；第三位是专业技术人员的总共是12.1%；只有0.5%希望孩子当农民。在总体上看，青年外来民工子女和城市的家长对孩子未来的职业期望具有趋同性。

与外来民工家长自身的职业分布相比，家长对子女的职业期望带有明显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倾向。正是这种过高的学历期望和职业期望，多数流动家长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这反映了家长的一种普遍心态：普遍希望子女能给自己“争口气”，希望通过子女成才改变自身较低的阶层地位。另一方面，在外来民工子女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有功利化、现实的一面，对子女的期望值较低，有些家长认为孩子上学目的就是以后只要能喊卖羊肉串就行了，或学好算术免得将来做生意找错钱。较低的期望值导致家长放松甚至放弃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部分外来民工家长很少或从不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他们对孩子的低期望值使其让孩子放任自流。尽管外来民工家长希望孩子到大中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他们往往忙于挣钱而很少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

表3〓城镇和农村有在学学龄儿童的家长对其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 (%)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出国留学〖〗能上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合计
城镇有男学龄儿童回答人〖〗2.00〖〗1.54〖〗4.31〖〗51.77〖〗4.31〖〗9.55〖〗26.50〖〗100.00
城镇有女学龄儿童回答人〖〗0.35〖〗2.47〖〗4.42〖〗58.13〖〗4.24〖〗6.01〖〗24.38〖〗100.00
农村有男学龄儿童回答人〖〗1.33〖〗5.51〖〗7.99〖〗47.71〖〗2.66〖〗3.22〖〗31.58〖〗100.00
农村有女学龄儿童回答人〖〗1.45〖〗9.86〖〗9.52〖〗40.18〖〗1.70〖〗2.59〖〗34.69〖〗100.00
资料来源：沈崇麟等《中国百县市国情调查第四批问卷调查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334页。

（2）亲子关系：外来民工在外出时将年长的父母留在老家，自己带着配偶和孩子流入城市，因此在家庭结构类型上由原来的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变为核心家庭。一方面，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更加紧密，客观上要求较高频率的亲子互动。但是孩子来到城市后，比父母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在言谈、举止、穿戴、爱好上更快地城市化，知识面和视野不断拓宽。相比之下，父母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难以跟上孩子在学习、精神上的需求，家长在家庭教育中权威地位逐渐削弱。同时，劳动时间上的客观限制也对亲子互动造成严重影响。这样一来，两代人之间的代差比以前表现得更明显，亲子互动由于存在较多的沟通障碍大为减少，家庭中良好亲子关系难以形成，家庭教育自然无法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导致亲子关系的平等化，有助于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在核心家庭中，由于没有长辈的牵制、村庄社区的舆论控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外来民工在子女家庭教育上有相当强的自主性，可以自主决定教育方式和手段，对子女更倾向于平等相等，尊重和理解子女的选择，因而有利于家庭教育的民主化和现代化。

（3）夫妻关系：外来民工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更是一个精神共同体。流动家庭的核心化趋势促进了夫妻关系的平等化，亲密化，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亲密化，打破了一家之中仅由父亲做主的传统的独裁主义的家庭教育模式，新的民主、平等、和谐的家庭教育模式不断形成。但是由于流动家庭的经济状况相对窘迫，住房面积狭小、拥挤，居住设施普遍缺乏，这往往造成家庭成员心理失衡，特别容易引发夫妻的矛盾与冲突，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和恶化。据调查，外来民工家庭中父母当着孩子面吵架或打架的比例高于本地家庭，这种现象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往往影响其人格健康发展。夫妻关系的恶化是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重要根源，一来父母无法给子女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二来父母无心致力于子女教育，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相互推诿，不愿承担子女教育责任。

二、外部环境因素

影响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学校教育、社区环境、同龄群体和大众传媒等四个方面。

（1）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对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校教育的机会有无和教育质量的好坏。首先是一个学校教育机会有无的问题。对于外来民工子女来说，学校教育机会的缺乏包括客观上不能上学和主观上不愿上学两种情况。客观上不能上学就是指无校可上，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目前国家和地方都制定了相应保障外来民工子女就学办法等法规，为外来民工子女提供了公办学校、民工子弟学校等上学方式。但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外来民工家庭来说，公办学校的昂贵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是难以承受的。而收费便宜的简易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在办学质量上难以保证，更有部分学校没有合法手续时刻面临取缔或关闭的危险。因此，在外来民工子女中，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不能在可受教育的年限及时入学，绝大多数的外来民工子女被排斥在正规学校门外，客观上面临无校可上的问题。主观上不愿上学首先指的是家长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送孩子上学，指的是有条件上学家长却不让孩子上学的情况。部分家长出于短期利益的考虑，让子女辍学在家帮自己干活，甚至于“正式”就业，在街头卖报、卖花或当保姆等。另外，主观上不愿上学还指孩子不愿意上学的情况，主要是孩子因为学习困难跟不上、不喜欢读书、年龄大了怕人笑话等原因不愿意上学，从而辍学在家。无论是哪种情况，客观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机会或不愿意接受学校教育的外来民工子女只能失学在家，或无所事事，或在家做家务，或打工挣钱，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除此之外，学校教育还存在一个教育质量的好坏问题。对于大多数外来民工家庭来说，虽然公办学校的昂贵的借读费和赞助费让人难以承受，但是其教育质量要优于收费便宜的简易学校、民工子弟学校。然而，在公办学校上学的民工子女往往不能得到和城里孩子同样的重视，由于其成绩没有纳入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之中，对于许多老师来说，他们是可有可无的，加上对外来民工的偏见或歧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并不重视外来民工子女的教学。因此，公办学校在教育质量上的客观优势被人为地削减了一部分，加上多数外来民工子女子学时的基础较差，他们实际上很难得到高质量的教育。对于外来民工子女来说，这种低质量的教育形成了恶性循环，进一步造成外来民工子女上学积极性的减弱，并最终可能导致放弃学业。不可否认，低质量的学校教育对于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文化水平的不高的外来民工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2）社区环境：社区环境对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是不可或缺的，社区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进行。首先，外来民工子女聚居区对家庭教育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等大城市，存在着大规模的外来民工子女聚居区或较大规模的外来民工子女大院，它们多处于城乡结合部。他们居住在外来民工子女村落中。一方面，同老乡住在一起会带来一种归属感和精神上的支持，这对于那些因为方言口音而难以同当地人交流和感到受当地人歧视的外来民工及其子女而言尤有裨益；另一方面，同当地居民住在一起则使外来民工特别是其子女能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社会地位较低的外来民工集中于某一地区居住，由于外来民工大多从事低等工作，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低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种聚居环境产生了许多社会和心理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后代心理容易遭受创伤，成为家庭教育的隐患，一旦家长不能予以及时有力的疏导，就会成为家庭甚至社会悲剧的导火索。第二，由于外来民工居住地方经常变动，社区环境的经常变动增加了家庭教育的难度。对于许多外来民工来说，城市生活是不稳定的，他们居无定所，面对微薄而不稳定的收入和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很难保证给子女提供稳定和良好的社区环境。由于外来民工家庭教育缺乏相对稳定的社区环境，其子女的社会化和城市化过程被多次中断，造成了其子女社会化和城市化的不充分状态，无疑增加了家庭教育的难度，往往导致家庭教育无法顺利进行。第三，外来民工居住区的郊区化减缓了子女家庭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与农村以自然景观为主的社区环境相比，城市以人文景观为主的社区环境对家庭教育现代化进程更有利。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外来民工子女在城市中居住的地理区位开始发生变化，从中心市区开始向边缘地区扩散。外来民工子女在城乡结合部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更容易租到房子（私房），住房也比较宽松，但外来民工在郊区的住房一般是平房、大杂院或低层楼房，房屋的基本设施却往往比较匮乏，邻里之间多为外地人，与中心市区相比，外来民工家庭教育的社区环境仍然相对落后，这在客观上减缓家庭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总之，良好的社区环境是家庭教育重要外部条件，是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因此，外来民工子女在选择居住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社区环境的选择，千万不要仅仅考虑房租的低廉或就业的方便，而应该尽可能地选择有利于子女家庭教育的社区环境。

（3）同龄群体：所谓同龄群体指在年龄、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比较接近的人群集合体。同龄群体对个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对外来民工子女子女的家庭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是外来民工子女社会化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子女随着父母进入城市后，其同龄群体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同龄群体中同学朋友数量的减少。这是因为，在农村中由于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上亲近，同龄群体中同学朋友往往比较多，有时一个村子的孩子差不多就组成一个同龄群体。而在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后，由于原有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本上消失，外来民工子女的同龄群体数量明显减少。也正是这个原因，许多孩子在公办学校就读一段时间后，多半转入了民工子弟学校。在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在家庭背景(打工家庭)、户籍性质(外地户口)和地缘性(居住地方)等方面的同质性，外来民工子女子女的同龄群体规模明显增加。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感觉自己的朋友更多了，有几个玩得来的朋友。但据调查显示，大多数外来民工子女同龄群体中本地儿童数量不多，以外来民工子女为主体的同龄群体带有极强的边缘色彩，同龄群体的边缘性不利于外来民工子女与本地儿童的正常交往，加剧了自身地位的边缘化，甚至造成了外来民工子女之间不良行为习惯的相互传染。针对此情况，外来民工家长在教育子女时，应该鼓励子女保持和加强与同龄群体的交往，同时必须教育和帮助子女进行正确的朋友交往和行为选择。另外，由于家庭的流动性，外来民工子女的同龄群体在不断变化，甚至在某段时间根本就不可能建立新的同龄群体，外来民工子女的同龄群体呈现出一种衰落的趋势。在不断流动条件下，同龄群体的衰落会导致外来民工子女的心理孤独感的增强，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在客观上要求外来民工子女家长加强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发挥家庭教育的正功能。

（4）大众传媒：外来民工子女在随父母流入城市后，感觉最明显的一个现象便是大众传媒比以前更加丰富多样了。丰富的信息对孩子的教育产生了积极作用，拓宽了孩子的知识面和视野，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社会知识，激励孩子向成功人物学习，满足了孩子的娱乐需要，充实了孩子的课余生活，缓解了孩子的孤独苦闷情绪。但是，信息量的增加对孩子的教育也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大量的暴力、色情信息腐蚀了孩子原本健康的心灵，大量的虚假信息混淆了孩子的视听，孩子因为过量的信息产生迷航现象而无所适从。

总之，大众传媒对外来民工子女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而对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形成了巨大挑战。外来民工家长一方面必须不断接受新信息和学习新知识，以适应子女的变化，防止因此而出现新的代差；另一方面又必须预防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对子女的腐蚀，特别要防范子女因接触不良信息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除此之外，大众传媒对家庭教育知识的传播也有相当的帮助。根据有关调查显示，广播电视成为外来民工家长家庭教育知识的重要来源。许多新的教育方式、教育观念和教育手段，特别是许多成功的家庭教育案例和生动的教育素材通过大众传媒迅速地传播，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外来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在与外来民工子女的谈话中，就有映父母经常用电视上看到的故事教育自己，如，勤奋学习、孝敬父母、不怕困难、替父母争光等。

三、社会制度因素

从社会制度因素来说，外来民工子女在家庭教育上出现的各种失调现象，其根源在于城乡社会的二元对立和两极分化，以及为维护和巩固这种城乡分割体系而设立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对外来民工子女的最大影响就是户籍歧视，外来民工及其子女往往因为其农村户口被人当作二等公民。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职业排除政策，许多城市为了保护本地人的就业在许多职业上禁止外来民工进入，外来民工获准进入的职业一般是脏乱苦差的工作，本地人不愿干的才留给外地人，且待遇极低。可以说，现有的户籍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了外来民工家庭的边缘化生存状态。外来民工在每次向城市中心的冲锋中一再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给家庭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首先，外来民工在家庭教育中必须加强对子女免受心理伤害的保护。外来民工子女由于在穿着打扮、语言交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较明显的乡土特色，因而往往被城市人特别是城市孩子轻视甚至嘲笑，给孩子留下了不平等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因为户籍歧视所带来的心理伤害，往往影响父母在家庭教育的权威地位。部分子女因为自己的农村户口而受到城里人特别是城里孩子的歧视时，一时又无法理解其中深刻的社会体制原因，往往会迁怒于自己的父母，甚至于看不起自己的父母，拒不接受或不理会父母的教育。其次，由于实行城乡财政分开、分级办学政策，致使外来民工子女子女在当地无法顺利入学，义务教育问题成为外来民工子女教育的最大障碍。外来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反过来加剧了其家庭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家庭的教育功能社会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学校取代家庭日益成为教育的主要机构和场所。外来民工子女无法顺利接受适时的义务教育势必增加其对家庭教育的需求，给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外来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缺乏和不连贯性，其家庭教育显得更为基础和重要。总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安排对外来民工子女教育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教育歧视上，这种教育歧视不仅仅突出反映在义务教育问题上，也反映在目前对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忽略或轻视上。从某种意义上讲，目前如果不对外来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高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导致人们对其子女家庭教育的忽略或轻视。

四、对策思考

外来民工子女是当今社会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群体，构建和谐社会，外来民工子女教育也是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出台了有关外来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法规政策，确保外来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然而，这一庞大群体的家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不容乐观。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情况，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一）抓观念转变，推进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发展。

在对杭州天成教育集团部分年级的家长问卷调查中发现，几乎所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都很高，希望孩子将来靠知识来改变命运，但与之极不协调的是家庭教育却不到位。孩子们受到来自家长的教育和指导较少，他们把家庭教育的责任转交给学校。其实家庭教育具有学校及其它教育不可取代的独特功能，它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延续。只有家长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教育观、外来民工子女观，才能营造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第一环境。

1、 充分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最优发挥家庭教育功能

加大宣传力度，普及家庭教育知识。目前，许多家长的家教意识有所增强，夫妻间交流的话题比较多的是孩子的学习。但在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家长根本没有接触过家庭教育知识，再加上外来民工子女家长文化素质偏低，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缺乏科学性和人文性，动不动就对孩子乱骂乱打，使孩子跟父母无法交流，严重影响着孩子身心的发展。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汇集社会各方力量，依托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宣传栏、橱窗）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多渠道、全方位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帮助他们克服孩子上学了任其发展、教育是学校的事等错误想法，明确家庭教育责任，端正家教方向，树立为国教子的正确教子观念，掌握科学方法，提高教育效果，使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协调配合，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为学生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立体的教育氛围。提高家长素质，畅通沟通渠道。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影响十分深远。“教育孩子的实质在于教育自己，而自我教育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利的方法”。实施家教的过程，也是家长自我教育的过程。针对当前外来民工子女家长文化层次、工作情况等特点，应采取有效方法和措施，根据不同对象工作特点，实行分阶段、分类型、分层面的培训，系统传授有关家庭教育方面的科学知识，提高家长的素质，推广好经验和方法，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如在外来民工子女较多的外资、民营企业，结合就业、岗位职业培训，增设家庭教育培训内容；在小商品批发市场、火车东站、汽车东站等地，通过广播、板报、橱窗、发放家庭教育宣传材料等，传递家教新理念、新信息。积极寻找各种途径，取得与家长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和配合，注重平时的有效指导，如大学生志愿者结对辅导外来民工家庭及孩子的“阳光工程”、与社会各界的“大手拉小手”等帮扶活动等。

2、因势利导言传身教，注重孩子的良好习惯的培养。

注重家庭文化氛围创设，提高家庭教育影响力。家庭文化是最直接对孩子产生影响的因素。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对家长说过：“不要认为只有你们同儿童谈话、教育他，命令他的时候，才是教育。你们是在生活的每时每刻，甚至他们不在场的时候，也在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戴，怎样同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别人，怎样欢乐和发愁，怎样读报……这一切都有着教育意义。”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在家庭教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孩子修身养性，养成良好的品质和行为习惯。一个家庭良好的文化氛围，是家长言传身教带出来的。有的父母长期在外奔波，让爷爷奶奶在此照看几个孩子；有的是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有些家长除忙于生意外，则热衷于一杯酒、一支烟、一副牌，当孩子埋头学习时，父母却只顾看电视、筑方城。有的家长自己一边搓麻将，一边叫孩子坐在旁边做作业。这样的环境，怎样教育出好学上进的孩子？作为家长，再忙、再苦再累都不能放弃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应根据自己的职业特点、工作情况、思想水平、家庭条件等实际情况，有意识地创设自己家庭良好的、具有特色的家庭文化氛围。不在家时可通过书信、电话等形式多关心孩子的生活、学习、思想；在家时多谈论社会、生活、工作等积极的一面，多谈谈如何勤奋工作、堂堂正正做人做事的情况，和孩子一起看看书、读读报等等。家庭经济、居住条件再差，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有一个相对稳定、安静的学习小空间（哪怕是只有一张小桌子的小角落）；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不要只是一味的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而要注重孩子的精神生活，可以为孩开辟小书房或起居室，安置一张写字台、家庭图书、图片、花草盆景等，这对孩子拓宽知识面，培养高尚情趣，使其身心健康都是非常有益的。

（二）学校社会凝心聚力，为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保驾护航。

作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的发展离不开外来民工的参与和支持，让外民工子女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尽快融入到城市文化中来，是城市文明重要的标志之一。

1、政策扶持。近年来，外来民工子女子女教育已引起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国家及一些省、市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杭州市在贯彻落实国家、省有关文件精神的同时，结合实际，积极出台有关政策文件，让外来民工子女能与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同样，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也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政策的扶持，并出台与之配套的措施，确保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与城市家庭教育、城市的发展同步。加大投入，实施“家庭育人”工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家庭教育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关注外来民工子女等特殊群体儿童家庭教育，切实加强对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研究工作，深入调查研究，为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帮助，为政府出台有关政策措施出谋划策，为孩子健康成长撑起一片天，不让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掉队。

2、净化环境。城市的环境对外来民工子女有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也应时刻注意社会不良环境对外来民工子女道德养成的负作用，特别是外来民工居住较为集中的城乡结合部，地处边缘人群，社会治安不好，文明程度、卫生状况等都不尽如人意，有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赌博盛行等等，对他们的成长极为不利，孩子们耳濡目染的不良行为很多，要让孩子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很难。所以必须花大力气整治社会大环境。外来民工相对集中的村镇、社区、街道、居委会，要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加强外来民工管理、教育工作。同时增加投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高社区新市民家长学校、读书站的效率，定期为外来民工子女家庭开放；开辟阅览室、棋牌室等娱乐活动阵地，定期开展活动，丰富业余精神生活，为外来民工及子女的生活、学习创设良好氛围和整洁稳定、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环境。

3、拓宽载体。针对外来民工生活、工作的特点，学校家长学校、社区家长学校可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方法，构建开放的活动模式，提高家长素质，做好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工作。在杭州市江干区教育局的支持和帮助下杭州天成教育集团成立了“新市民大课堂”、家长学校等及时与外来民工子女家长的沟通，并充分发挥大学生家庭教育志愿者等教育资源的作用，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他们，用先进科学的知识武装他们，用真实生动的事例感染他们，通过两代人的互动，相互学习、相互教育、相互影响，共同成长。

4、规范管理。为进一步解决外来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杭州市教育局提出了“以流人地公办学校为主，民工子弟学校为辅”的策略，强调“两条腿”走路。江干区政府也对外来民工子女学校采取扶持的政策，将它们纳入政府管理的范畴，在校舍、资金、人员、设备等方面给与支持，让他们平等地参与到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所有教育教学活动中。浙江省每届少代会代表、“十佳少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中都有来自外来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在教育局也定期对各类家长学校的指导管理，推进家长学校的建设发展，同时将外来民工子女庭教育作为近年扶持的重点。

总之，外来民工子女家庭同样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目前处于主流视野之外是不利于外来民工子女家庭自身和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外来民工子女所受家庭教育的好坏是反映外来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和分享进步成果的重要标尺，也是城市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重要反映。解决好外来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有利于增加城市社会的稳定、外来民工子女家庭的稳定以及外来民工子女素质提高。只有我们全社会都能关爱外来民工子女的学习、生活，才能让他们更好的融入城市，让他们这些流动的花朵艳丽地绽放！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6

［2］ 李军等  大都市里的棚户小学    社会   2003 .7 (4)

［3］ 关颖   青年外来民工子女如何对下一代负责  青年研究2004.9（5）

［4］吴维平等 寄居大都市：京沪杭外来民工子女住房现状分析  社会学研究   2005.12

［5］马良孙宝瑞  融合还是排斥――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7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