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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代表”思想与深圳经济特区政治现代化研究》课题申报实施成果简介

作者：佚名来源：《“三个代表”思想与深圳经济特区政治现代化研究》课题成果简介发布时间：2012年03月29日点击数：

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向度和政治内涵，政治现代化既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与评价指标，又是现代化的驱动因素和发展后果。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信息化和民主化浪的浪潮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卷入，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过来又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造成了巨大冲击。

中国政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其核心目标在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2002年5月，江泽民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一讲话意味着，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把政治领域里的现代化建设提上重要日程，着力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深圳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市场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一直以现代化的先行探索为自己的使命。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深圳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上先行先试，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探路。

一、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相关概念

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在欧美发端、发展、两次世界大战的曲折，以及二战后世界范围的全面推进等四个发展阶段。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现代化既是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又是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政治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亨廷顿、伊斯顿、阿尔蒙德、布莱克、艾森斯塔特等认为，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全面的政治进步，表现为政治结构分化、公民参与扩大化、世俗化、政府具有高效能和社会管理法制化等。

结构分化是指政治系统随着环境的变化，自身的结构、功能方面发生离异，出现政治结构功能分离和政治职能专门化的过程。公民参与的扩大表现为整个社会参与层次不断提高、参与机制得到完善、参与程序进一步，呈现出参政主体大众化、参政对象扩大化、参政行为理性化等特征。世俗化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权威和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转变；意味着公民自主政治参与的人数和积极性不断提高。政府能力提升则指现代政府体系的构建，其决策能力、动员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及办事效率的不断增强。

二、“三个代表”思想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从内涵上看，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阐述而赋予工人阶级、共产党乃至共产主义等重大话语系统以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引。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个全面、完整的指标体系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不少人曾以为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就是物质财富的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生产力水平的现代化，而忌讳谈论意识形态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为按照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政治制度，有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还谈意识形态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就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嫌。然而，随着人们对物质财富、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现代化的追求，很快就发现，如果不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实现经济制度的现代化，物质财富和生产力水平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抛弃计划经济，推行市场经济，不改革原有的只适应计划经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是不可能的。而要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又不涉及基本的政治体制也是不可能的。而要进行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革也是不可能的。

正是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追求的不断深入，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全面、完整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不仅包括经济的制度文明，也包括政治的制度文明；不仅包括改革开放初期所宣传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也包括执政党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的现代化追求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追求。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及他所强调的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新境界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化要求。而江泽民同志关于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论断，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体制创新的现代化目标。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的成果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002年5月，江泽民发表了建设“政治文明”的讲话。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内在地包含着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时，也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的成果。中国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但应该学习和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政治文明；中国公共权力机关不搞三权分立，多党合作制，充分发展执政党的党内民主；中国政治不搞西方的议会民主、两院制，但必须完善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方式，提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意的程度，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中国不搞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但必须把党的领导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质性民主，用现代政治文明的程序性的量化民主来确认和保证。

政治文明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是连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桥梁纽带和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文明程度，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中央明确提出建设政治文明，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已将现代化视为一个全面、完整的指标体系，有必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的成果。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是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必须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核心是实现执政党的现代化

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笔者以为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巨大变化已对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形成了严峻挑战，而我国改革开放20 多年来的重大社会转型也正对执政党提出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我国改革开放的最高决策层已越来越明确地将改革的锋芒直指执政党自身。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这要求党的指导思想要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潮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要适应社会前进的脉搏，不断改革和完善；要求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要随着历史发展进一步扩大，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历史的发展正在要求领导中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这个过程中率先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三、“三个代表”思想与深圳经济特区政治现代化

作为一个具有厚重历史和悠久封建传统，同时又历经波折的东方大国，中国需要寻找一条与其历史、社会、文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具体内容与发展进程都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最优策略首先是在局部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先行试点。深圳作为中国最大和最重要的经济特区，在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试验后，其政治现代化也将可能被提上日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对于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推动深圳经济特区政治现代化具有指引价值。

（一）政治现代化的背景与可能

政治现代化是深圳率先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根据中央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深圳经济特区提出在2005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毫无疑问，这个目标应该包含政治领域里的现代化。有人认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政治领域里也走在前面似乎不符合中央当初建立特区的初衷和目的，也有悖于政界、学术界的“共识”。其实，从历史和现实情况看，这是一种误解。首先，把特区称为“经济特区”，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条件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和风波而作出的决策。通过经济改革带动政治改革，无疑可以减轻阻力，更加有利于中国改革的快速推进。其次，强调特区不是“政治特区”，旨在强调特区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这并不能理解为特区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推进政治现代化建设。可见，“经济特区”没有必然地包含否定政治改革和政治现代化的意图和逻辑，更没有反对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政治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逻辑。它不能成为在条件成熟时否定特区率先进行政治现代化建设的理由和口实。

政治现代化是深圳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涤荡一切阻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经过20年来的建设与发展,深圳市场经济相对成熟，市场体制相对完善。由市场经济而带动的现代化，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激发了人的创造力，使人的能量能够得到充分释放。“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整个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个人、家庭和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已经越来越独立，并且不断发展壮大。那些实力不断增强的个人和组织，要求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充分行使和履行自身权利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深圳市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将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与政治领域改革的缓慢性和相对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已经在深圳经济特区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对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强烈要求。

深圳率先进行政治现代化的探索是由中国国情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点所决定。作为一个发展任务繁重，问题丛生的大国，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没有先例和示范的情况下，中国推进政治现代化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重大的失误乃至遭受挫折。为了降低风险，可以首先选择局部地区试点。同时，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全国同一时间实现政治现代化也不现实。从已有的实践来看，深圳在改革时期进行的一系列体制创新，也证明局部地区可以进行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改革试点并取得成功。因此，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维护稳定，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不能搞“一刀切”，而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首先进行试点，允许其进行政治现代化的改革和尝试。通过有重点、分步骤的推进，积累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为在全国推行政治现代化创造条件。

(二) 深市率先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有利条件

第一，从政策资源看，深圳探索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在特区建立20年的时候，中央政府承诺对经济特区“三个基本不变”，既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变。“经济特区要继续当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继续争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地区，……努力形成和发展经济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深圳要在对外开放、加快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继续探索，进一步增创新优势，为加快发展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形成新的强大动力。”如果说20多年前中央政府决定建立特区是为了“杀出一条血路”，为中国改革开放寻求新路，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积累经验。那么，在新世纪中央对深圳的发展寄予了很大希望，对深圳的功能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要担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示范地区”。这是深圳市进行体制创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进行政治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政策资源。

第二，从自身情况看，深圳基本具备了政治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地理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和心理条件。经过20多年改革与发展，深圳市开展政治改革与民主建设的基础条件。一方面，深圳市形成了比较合理完善的经济体系，包括价格体系、所有制体系、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财务会计体系、市场体系、社会保险体系、社会监督和服务体系、分配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和政府宏观管理体系等。另一方面，深圳市已经具备了可观的经济实力。2002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239.4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6030元。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必备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深圳的快速发展还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动，人口素质不断提高。截止2005年，人才总量由特区建立之初的6000余人发展到目前的71万人；每十万人口中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1.1万人，在全国大中城市名列前茅。目前深圳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才达71.21万人；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多万人，其中博士约0.2万人，硕士约2.7万人；有约0.4万名留学归国人员在深工作，近几年还引进两院院士5名。此外，长期市场经济的熏陶，市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他们不但关注自身经济利益，也越来越关注其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深圳市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碰撞交融，逐步形成了具有开放、求实、创新、进取等独具深圳特色的文化思想观念，特别是形成了强烈的创新意识。

深圳形成了日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各种所有制经济并行发展，并由此壮大了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出现大量的私营企业主、白领职员、外企技术人员、高校教师和学生、律师、自由职业者、知名维权人士。这一阶层往往较少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利益分配机制束缚，有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他们在经济上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利益关联度较低。因此，在政治上更具有独立表达意愿的自由选择权。他们大都是民主党派人士或者无党派人士，而非典型意义的体制内人士。2003年4～5月，在深圳市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过程中，涌现了一批主动联系选民签名推荐或毛遂自荐、以“另选他人”方式竞选人大代表的案例。已公开见诸报端的有肖女士、吴先生等8位候选人。他们通过自荐参与人大代表竞选，开始将自己的利益表达诉诸于政治参与行动，显示出较强的政治自主性。

毗邻香港不仅使深圳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的合作与交流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其借鉴境外国外先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技术提供了便利。外部的政治信息和治理理念通过香港迅速传递到深圳，影响着深圳的官员和市民。

深圳政府体制、行政审批、人大听证等政治领域率先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创新。深圳特区成立初期就着力建立政企分开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在特区发展的始终，深圳都积极探索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推进电子政务和一站式服务，完善完善行政法规体系，推进依法行政，推行公开选拔干部的试点等。深圳还率先推行市民旁听制和听证会制。1992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就在全国率先直接面向公众设立市民旁听席，允许市民参加市人代会的旁听。2001年10月正式通过了《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听证条例》，对市人大常委会及其有关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对有关事项作出决定前，以听证会的形式对收集信息、听取意见的活动进行了规范。

（三）深圳经济特区政治发展的前瞻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发展的实现途径主要有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而每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或模式的选择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辨正的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会面对不同环境、条件、形势和任务，因而也会有不同的具体实践路径选择。就目前深圳经济特区说面临的形势和条件来说，选择政治改革和创新是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深圳经济特区走出自身发展困境的最佳选择。

第一，推进以规范政府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作为政治权力的重要载体之一——政府的权力日益扩张，这种扩张一方面表现在政府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政府权力部门利益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以及基于自身利益的体制内力量的不断增长。深圳经济特区经过六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的运作效率和政策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但既得部门利益的强大和体制内力量的增长已经严重影响到深圳经济特区的行政体制改革，从长远来看，这势必会影响到政治发展的进程。所以，在未来政治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行政体制改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分权制衡做出制度安排。根据古今中外权力运行和制约的规律，权力过于集中乃至权力垄断，结构安排出现失衡，势必难以制约，而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解决的办法，就是按照权力制衡原理，对过于集中且容易被滥用的权力，特别是对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的权力进行适当的分解，如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执罚权与执收权相对分离，审批权与复查权相分离等。确立起新的分工制衡关系，以权制权，形成机制，使任何部门和个人都无法掌握绝对的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其他方面的制衡。使权力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钩。应当按照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赋予行政主体权力的同时，必须明确相应的责任，保证权力与责任挂钩，形成权责一致、以责制权的结构。将权力运行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但是这种自主权和灵活性是有限度的，不能超越法定行政规则，也不能违反法定程序，否则就是滥用权力。因此，通过权力法定、程序法定和监督法定，将权力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确保权力依法行使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二，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推进利益表达的民主化、法制化。不难看出，无论是业主维权、人大代表工作站的成立还是市民自主参选人大代表等政治现象，事件的当事人都很巧妙地运用了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如业主维权中的许多业主是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这说明在我国用政治制度来调节公民的政治行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公共权力部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适应运用的手段来回应社会，并进一步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政治制度化是指在确定政治规范的基础上，人们在处理利益表达、利益凝聚、政治决策等政治关系进行政治活动时，其行为按着稳定的模式发展的一种方式。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急剧变革的条件下，多种利益群体必然形成政治体系的多种输入，政治体系要正常地运转，就必须确保利益表达的民主化，多元化，利益整合的合理化，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政治体系运行程序的规范化。政治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引导公民有效参与政治体系的过程，是稳步推进民主化的过程。引导利益群体的政治参与，既要利用原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如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选举制度等等，又要积极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如扶持成立各种行业协会组织、中介组织等利益群体组织，使其以团体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利益表达的民主化。多种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难免相互冲突，有时甚至争执不下，如2003年深圳经济特区发生的“银商之争”，就是典型的多种群体利益发生相互冲突，这个时候就要求本着顾全大局，协商合作的原则，做到利益整合合理化。

第三、扩大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深圳经济特区无论是在观念创新方面还是在制度创新上都出现了递减趋势，而且行政改革收效不大，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又被取消，那么深圳经济特区快速经济社会发展所积聚的政治发展能量蕴藏在哪里呢？2003年以来，深圳业主进行了大规模的维权运动，积聚的政治能量开始释放出来。通过对业主维权运动的个案分析，表明经济特区政治发展正在向一个新的方向发展。从政治本质来看，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国家到集体再到个人的利益协调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个体行动以自我利益为基础，以理性经济人为原则。新的集体行动以个体利益维护为主要目的。国家与新集体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命令和控制关系，而是一种法律关系。如业主维权运动开始运用现代政治理念、运用制度规则来与政府进行博弈。但由于参与途径不畅通或制度运转不灵，出现了许多激进并带有“街头政治”特点的堵路、游行、大规模上访等行为。公共权力部门需要把公民社会参与的“热情”转化为政治发展的推动力，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1也是深圳经济特区未来政治发展的必经途经。结合深圳经济特区的现实，要让公民社会的“政治热情”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当前必须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和社会在法律框架内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