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高校教师课题:城市化进程问题研究课题申报
4.征地农民的安置满意度。
土地的征用给农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调查显示,65.4%的人对土地征用带来的变化持肯定和赞同的态度,26.5%的问卷持消极和反对态度,另有8.2%的人表示没有什么变化或者不置可否。见图8。对土地征用持支持态度的人主要认为城市化不仅使得自己而且使得自己的子孙后代有了城市居民户口,城市化使生活质量有了提高,征地有有了社会保障。不希望土地征用的人主要认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征地使自己失去了作为财产的土地,以及表示就业难、被抛入激烈的市场竞争等等。
土地征用引起了农民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财富结构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农民的主观评价如何呢?调查显示,对征地前后生活状况变化持肯定评价的占51.0%,持否定评价的占22.9%,持中性评价的占26.1%,表17是征地农民对征地前后生活状况变化的评价。
图8 对土地征用带来变化的评价
表17 对征地前后生活状况变化的评价
变化等级 | 明显提高 | 有所提高 | 没有变化 | 有所下降 | 明显下降 |
百化比% | 10.6% | 40.4% | 26.1% | 17.4% | 5.5% |
三、目前宁波农民市民化的主要措施
1.各级政府多途径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
(1)强化职业培训,提高就业竞争能力。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自身
素质和劳动技能是就业的关键,宁波市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把开展被征地人员的培训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一是采取政府统筹与社会化培训相结合。一方面各县区政府对农民培训实行政府统筹,另一方面农民可以自主选择培训学校,政府按培训人数向培训单位核拨培训补助经费。二是采取学历教育、技能培训、订单式培训等多种形式。三是培训内容采取就业培训与创业培训相结合,促进大部分就业,鼓励少部分人创业。四是培训经费采取政府补助与个人交费相结合,政府对参加培训人员予以培训费和生活费补助。政府每年从土地出让金的纯收益中提取1%,专项用于农民就业培训。江东、江北、镇海、北仑、鄞州等五区劳动保障部门专门印刷了15万份技能培训卡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中。到2005年1月全市已构筑了市县乡三级培训网络,建立被征地人员、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130家,投入培训经费850万,组织培训3.8万人次。
(2)召开失地人员就业专场招聘会。为了给失地人员再就业铺路搭桥,各县(市)、区先后举办了为被征地人员安排的就业洽谈会。海曙区
(3)凭借城郊结合有利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二、三产业。江东区甬升村利用集体房屋办起了专业市场,解决了村里100多个劳动力就业。望春街道开办了社区物业管理公司为代表的服务型企业,安置了200多名失地人员。江东区的爱心编织站已发展成为拥有61家分站,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安置8000多人就业的大型非正规就业组织。
2.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
建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民由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稳压器”。
3.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医疗服务水平和城市居民的生存质量在逐年提高,可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状依然很令人担忧。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市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占32.1%,在贫困乡镇、村的比例则高达62.3%。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改善农民生存状态,提高农民健康水平是关键。为此,宁波市政府制订并出台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指导意见》,并于2003年7月开始在镇海区进行试点,此后,余姚、慈溪、北仑等地也相继开展试点。宁波市实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包括住院统筹、大病救助、医疗服务等三大体系,合作医疗经费由政府、集体、个人共同筹集,以县(区)为单位进行统筹,实行统一筹资,统一管理。
4.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加快集体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为了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确保撤村建居后集体经济的正常运行,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的合法权益,对集体资产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创新,原来村经济合作社改制为股份经济合作社,将集体经营性净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实行社员自治,着力构建和完善监督约束、风险防范、股权转让、经营激励和投资决策等五大机制。为了壮大集体经济,盘活集体资产,各个社区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各显神通。江东区前洋畈村和杭州一家五星级酒店合作,用67亩商业用地作价入股。此外他们还用40多亩土地建造了标准厂房出租。宁东村造起了商务楼出租。甬升村利用集体房屋办起了专业市场。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失地农民构筑了一张坚实的社会保障网。江东区的每个股东每年可拿到万把元分红,农民人均收入在宁波市各县(市)区占首位。
5.加快撤村建居和社区管理方式的转变。
宁波市在撤村建居中将所有农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建立了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从原村委会成员中选配,由社区居民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事务,同时保留原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了促使农民真正向市民化转变,各个社区不但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和城市社区达到同样水平,而且加强了社区人文环境的建设,建立社区活动中心,图书室,成立社区文艺队,经常组织文艺活动和体育比赛,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
四、宁波农民市民化的瓶颈以及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
1.失地农民走进城市的瓶颈——进城成本过高。
对于失地农民走进城市的瓶颈,笔者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农民进入城市的前提是什么?即失地农民拒绝进城的原因是什么?造成该瓶颈问题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1)失地农民走进城市的前提。要展开分析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的瓶颈,我们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农民有没有理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论证了农民像其他人一样是具有理性的。对于理性,笔者认为理性行为其实是个体为使自己的社会生活达到自己所认为的最优状态,而进行方方面面考虑的一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理性的过程表现由于居民个体的差异,社会环境的不同,表现的行为也多种多样。如果把影响因素从内、外角度划分的话,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外界因素与自身实力。根据前面的讨论,理性行为是行动者在考虑多种因素下做出的选择。对于行动者而言,不同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取这种利益。根据以上推论,失地农民如果认为走进城市以前和走进城市以后,前者带来的效益要小于后者,那么他将会考虑拒绝进入城市;反之,如果进入城市后所带来的效益大于进入城市以前,那么失地农民走进城市的困难不复存在。然而目前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以下新的问题,造成所得效益可能小于所失。通过比较效益的得失,失地农民做出了自己理性的考虑,而这种选择影响了失地农民走进城市的步伐。
(2)失地农民进城成本过高的主要因素。进城成本过高是失地农民走进城市的瓶颈,这种成本主要是个人支出的成本。农民市民化成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公共支出成本,包括实施农民市民化时由公共部门(政府)为保障城市秩序良性运行、社会协调发展所必须支付的基础设施成本、生态环境成本、公共管理成本等。在目前,公共支出成本有国家作为负担,来源稳定,因此对于农民个体来说。阻碍其市民化的瓶颈是过高的个人支出成本。个人支出成本,包括农民市民化时由个人支付的生活成本、就业成本、非市民待遇成本、心理压力等成本。前已说明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带有复合性的特点,造成失地农民进城成本过高的也正是以上多种成本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生活负担重。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生活以后,增加的是生活成本,减少的是收入来源。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生活成本呈直线上升。在征地以后,农民的生活已经改变,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有大幅度提高。许多在以前不必买的现在必须通过购买获得,加大了日常支出。据本课题组调查,某村失地农民把日常生活的负担排在家庭生活的首位,占调查总人数的33.7%。进入城市以后,吃、穿、住、行等基本开支按照城市标准来开支。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安置就业的还有一点工资,但工资较低,但大部分没有安排工作,只能靠土地征用补偿费和以前的积蓄赖以为生。土地补偿费由于国家财力有限,补偿较低,且使用不合理(关于土地补偿费的具体问题,己有众多研究,在此不再赘述)。以宁波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计算,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开支接近2万元,如果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对于失地居民中的中下层农民来说则是相当艰难,中上层居民则稍能应付。居民的开支还包括其他的,如子女读书、子女结婚、生病医疗等费用。居民在征用土地时安置了住房的,则补偿费相应减少;没有安置住房的则生活支出中还要应付沉重的住房负担。相比以前在农村的生活,生活成本高了许多。生活负担的过重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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